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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大明嫡长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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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大明嫡长子 第112节
      因为弘治皇帝护短。
      姓朱的、姓张的、姓周的这些外戚在弘治一朝惹了很多人不满,朝臣多有上奏,但皇帝始终不理。现在有太子,他们这群人也算是有个指望了。
      弘治十二年,二月初三日,帝龙体不豫,故而降旨太子监国,圣旨曰:
      古之教太子者,慎选师傅,训之德义。过龙楼而问寝,入虎闱而齿胄,盖若是其毖也。及乎六师挞伐,有事行间,则从曰抚军,守曰监国。非特重器所寄,亦以周知艰大,练察治忽,为嗣君之要务也。
      第一百三十章 班底
      弘治十一年年底时,西北三边总制官王越上疏,言其身患寒疾,无力在西北苦寒之地奔波,恳请弘治皇帝允其回京养病。
      因为贺兰山之捷,弘治皇帝对王越也不再有之前的顾虑,为此还恢复他太子太傅的荣誉称号,但威宁伯的爵位还没有恢复。
      这个施恩机会是留给朱厚照的。
      东宫之中,太子坐在软塌上,面前摆着火盆,他本不是怕冷的人,但十二年的冬天似乎比去年的要冷很多。
      朱厚照盘算着王越回京的时间,如果是去年底启程,现在应该也差不多了。
      按照历史,王越其实是弘治十一年冬去世的,因为李广就是在那个时候畏罪自杀,李广一死,朝中御史言官很快将枪口对准了王越。
      王越本就不是心宽的那种世外高人,他是七十多还要出来做官的俗人一个,本来想着沉寂十几年,打了个翻身仗,没想到根本不管用,李广死后什么功劳不功劳的,指责他的奏疏一堆,弘治皇帝又没管,搞得他既害怕,又憋屈,最终导致他忧恨交加而逝。
      但这一世显然不存在这个问题。
      虽然他身体也出现了一点小问题,但毕竟是军人。朱厚照所求的也不多,就希望他再撑个一年。
      这一年,他要启用王越为兵部尚书。
      兵部尚书很重要,在五军都督府基本被架空之后,兵部掌管着京城中大部分的军队。
      左顺门之变后,原兵部尚书马文升被勒令致仕,这个职位一直空缺,朱厚照就是在给他留着。
      还真以为,半年以来他就是在读书?
      而吏部尚书,
      仍为屠滽。
      屠滽这个人,早前和李广的关系也非常密切,基本和王越是一个性质。左顺门之变中,他是唯一一个‘站对’了的六部尚书,之后和东宫的关系更为密切。
      所以,自己人。
      原户部尚书周经,已经致仕。接任他的是原礼部侍郎韩文。
      韩文这个人,历史上也当过户部尚书,朱厚照用他,是因为他反对权贵、宦官对土地、盐引的大肆侵占,并为此进行过前赴后继的斗争。
      朱厚照与他的关系说不上多么好,但也不差,碰上过几回,说过几次话,都还不错。而且只要理念相近,自己又是终将继位的储君。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矛盾在其中。
      原刑部尚书白昂,参与左顺门之变,现在也不在了。阁臣谢迁兼领刑部尚书。
      而内阁,其实现在和太子的关系还蛮好。
      原工部尚书徐贯,参与左顺门之变,现在也致仕,接任他的是一个叫曾鉴的老同志,六十七了。朱厚照对其印象不深。反正至少不是先前那般拼了命的要反对自己的人。
      原礼部尚书徐琼,参与左顺门之变。这个位置,最后是弘治皇帝决定,由礼部左侍郎傅瀚接任。
      这样一算,内阁、六部,大部分和东宫有些渊源。
      朱厚照再也不是刚来时那般,只有王鏊、杨廷和可堪任用了。
      除了朝廷的要员,
      还有一人,近来颇为惹眼。
      那就是南宁伯府的私生子毛语文。
      半年多以前,他因为在探查和鞑靼人的走私贸易案中表现惊人,所以被皇太子朱厚照亲自接见。
      哪怕是朱厚照都没预料到毛语文用的就是个狐假虎威的老套路,主要是没有想过他有这个胆子,敢忽悠着大同总兵帮他把人给抓了。
      这个案子办得动静也不小,但说到底,这个罪名弄得天下皆知,其实也没什么曲折的过程,私通外国,这种罪就是皇帝想饶过他都要担心影响不好,所以后来就是杀人、抄家。
      朝廷一下得了三百多万两银子,内承运库起了五十万两,剩余的都运到国库之中。
      所以说两万匹的丝绸,皇帝是说赏就赏。
      而毛语文,则被朱厚照授予锦衣卫千户。
      早先朱厚照就已经请示过皇帝,要求使用一部分锦衣卫的力量,弘治是同意的。对于这个人安插进去,他知道并且接受。
      且他进入的不是十四所这类皇帝的仪仗队,而是锦衣卫的核心部门,北镇抚司。
      朱厚照怎么会让自己的人去仪仗队蹉跎时光?
      毛语文现在出入威风,已不是当年那个战战兢兢、前怕狼后怕虎,终日压抑着自己的青年。他以太子亲信自居,除了太子谁也不认,搞得其他人都觉得他有些嚣张。
      而那细长的双眼,颧骨突出的面庞……也已经让许多人见到他都开始害怕了。
      寿宁伯、建昌伯仍旧不知悔改的信息,就是毛语文探查得来的。
      另外还有一人朱厚照也见了。
      便是之前那位乐山县的知县,韩子仁。
      他是杨廷和一起带来的。
      朱厚照见到韩子仁就觉得他不是一般的读书人,因为他皮肤黝黑,腰背很宽,且身高腿长,目光之中有一种锐利。
      尤其听闻他在乐山县是亲自拿着刀带头冲的,
      于是朱厚照想开发出他的武将潜能,
      韩子仁当日在东宫有些紧张,他本来准备了各种说辞,终究是没有想到太子会想要让他投笔从戎,
      太子说:“持兵器冲锋在前,现今很多武人都不具备这样的勇气,你韩子仁敢,想来是更适合疆场。”
      韩子仁没见过东宫那种场面,哪里敢辩解,最后就这么稀里糊涂认了下来。
      现在是腾骧左卫千户官(正五品),知县是正七品,如今连升两级也算是搏出了一个未来。该说不说,他原来在文人群体中,举人身份是个巨大劣势。
      但到了一群丘八之中,他毕竟还中过举人呢!
      而且再没有人说他:你只是个举人了。
      另外,他没当过兵,朱厚照有的时候说起一些后世的操练和练兵之法,他反倒容易接受些。
      最后,张永回来了。
      在一个平平常常的白天入了宫。
      彼时朱厚照正在殿里翻找一本书,看他到了,便问道:“这一趟,去的辛苦吧?”
      张永答道:“奴婢是殿下的人,替殿下办差,哪里谈得上什么辛苦不辛苦?”
      “梅可甲现在在何处?”
      “回殿下,在杭州。梅可甲颇有些经商之才,他把在西北的商号改为梅记,刚去的时候做的是茶叶和瓷器的生意,只有这些才能找到西洋买家,不过过程中也是一番曲折,好在奴婢有宫里的身份替他撑着,那边人也忌惮着呢。”
      朱厚照点了点头,说道:“他站住脚跟之后,你便在京城中待着吧,平时我会让浙江的镇守太监照看他一二,你每年只需去一次,一是让人知道梅可甲的关系还没断,二是看看他的账,领些银子回来。”
      “是!”
      “另外,腾骧左卫共选出了两千八百名精壮力士,你负责操练他们以做为本宫的亲属护卫。时机合适,我会亲自巡阅,若还没有个军队的样子,我拿你是问。”
      “请殿下放心,奴婢一定不负殿下重托。”
      朱厚照是信任张永的,他的心眼虽然不如刘瑾多,但胜在多几分实诚。
      算起来,文臣武将,算是有些班底了。
      这样,他坐在监国的那个位子上也更加的稳当和安心。
      第二日,刘健率内阁、六部尚书及通政使司、大理寺、都察院一并赴东宫,一大帮人在两列就座。
      大概商议正事,就从这里开始了。
      第一百三十一章 关于本宫如何监国……
      在去东宫的前一个晚上,刘健和两位阁臣,一起见了左都御史戴珊、新任的礼部尚书傅翰和工部尚书曾鉴。
      左顺门之变时,戴珊那天不在京中,算是命好,走了个大运。
      但事后他又会感受到舆论的一种压力亦或者是自我内心中的惭愧,推动着他要继续扛起反对太子的大旗。
      刘健知道这些,其实他自己也有一种压力,因为内阁几乎在左顺门之变中毫无作为。
      要不是谢迁最后替吴宽挨了几个板子,现在的情况只怕更加不好。
      所以今天的谈话,他必须要做。
      “……陛下已经降了圣旨要太子监国。那日,我与宾之、于乔都在乾清宫中。”刘健执话头,开始先讲,“自弘治十年至如今,快两年的时间,想必诸位也都知道太子殿下做事是谋划在前,计谋有奇。哪怕是这次监国也是,殿下已经请了陛下的旨意,监国时的举措,日后不能随意更改。这是何意?便是殿下知道,有些举措,不会得到所有人的支持。”
      戴珊、傅瀚、曾鉴都是六十多岁的白发老头儿,他们的思想更为保守,尤其是礼部尚书曾鉴,他亲眼看着吴宽、程敏政这些‘君子’被太子或贬或黜。
      刘健也很担心他们再来一次左顺门之变,哪怕力量不够,有时候单个人和太子顶起牛来也不是不可能。
      上次他这个内阁的调和工作做得就不够。
      这次可要吸取些教训。
      “殿下与以往历朝历代的太子皆不同,如今忽然监国岂知不会有些出人意料之举?”
      李东阳和谢迁捋了捋胡子,刘阁老这番考虑还是很有道理的。
      刘健不担心兵部尚书、吏部尚书,唯独这三个人,他很担心。
      “不知刘阁老……”戴珊欲要开口。
      但刘健抬了抬手,“便先让我说完。左顺门之变前,你们可记得太子殿下惩戒了寿宁伯和建昌伯两位伯爷?”
      三个老头儿点点头。
      “为何?”
      傅瀚奇怪,“张鹤龄、张延龄有违朝廷法度,太子殿下虽是心思志怪之人,但于守礼、遵规这一条还是重视的。惩戒他们二人,还有要为何?”
      刘健反问:“可寿宁伯和建昌伯违反朝廷法度,不是一天两天的事,更不是弘治十一年独有的事,为何恰恰是在左顺门之变前呢?”